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广州生物医药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广州新三大支柱产业之一。这背后，女性知识分子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她们的科研宇宙里，个人与团队相得益彰，事业与生活并行不悖。于她们而言，“生物医药系”万有引力，永远散发魅力，永远值得探索。

　　好奇和专注、温柔和坚定、智慧和从容，练就了她们独特的韧性，也让她们在多元女性世界中，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南都专访生物医药领域的女博士们，一起走进她们的科研宇宙。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自信，你根本坚持不到产品做出来的那一天。”

　　去国27年，黄静峰于8年前携着沉甸甸的“工具包”回到广州生物岛创业。8年时间过去后，这位聚焦眼科的“技术+实力型”选手，率领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领先的体外精准快速检测泪液的产品。这意味着，只需取极微量的泪液，就能快速鉴别诊断出《狂飚》中高启强患的“绝症”——干眼症，成功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亦颠覆了传统诊疗手段。

　　干眼症不是绝症，但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与高启强得同款“干眼症”的患者越来越多，严重者甚至可能因此致盲。虽然市场巨大，但为何选择全球才刚刚启动的领域，成为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信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穿过时间的洪流，透过这位披着一头浪、身材管理得极好的60后高知女性的低言细语，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各种感悟，在我们面前渐次铺开。

　　在即将踏入高三的那个暑假，黄静峰在广雅中学的教室里，偶然间在杂志上看到王小凡的专访，第一次知道了CUSBEA（中美生化联合招生项目），就暗暗给自己定下了这个人生小目标。

　　CUSBEA由美国康奈尔大学著名教授吴瑞先生于1982年创办，旨在为生物化学方向的中国优秀学生提供出国留学的渠道。从1982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共派遣了8届、422名留学生。现已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癌症生物学家的王小凡，即是首届第一名考生。

　　CUSBEA项目每年在全国最多只招收60名学生。虽然在中山大学攻读的是植物学专业，但经过四年来目标清晰的自我努力，黄静峰一举成为1987年那年广东省唯一的CUSBEA项目入选者。翌年前往美国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攻读植物分子生物学博士。

　　第一个学年结束后，黄静峰和导师商量，把博士改为硕士。这个决定意味着黄静峰的求学时间将延长数年，但却让出国三年后的她得以进入全球知名的生物医药研究机构——斯克利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攻读生化和细胞生物学博士。

　　拿到博士学位后，黄静峰又来到跨国药企美国强生做博士后研究。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她再一次“打舵”，转攻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的免疫学研究。做博士后的第三年，基于对未来的预判，她向上司提出——学习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生物信息学。

　　回忆起这段学习经历，黄静峰开心地说：“我的经历和‘工具包’和别人很不一样！”

　　“我对于方向性的东西，会想得更多、更长远。新事物、新机会，对我来说常常是一种惊喜，而不是恐惧。”黄静峰如是说。

　　在强生工作期间，黄静峰选择了有别于他人的职场“走势”：从一开始T细胞调控的基础研究，到免疫疾病分子机理的转化医学研究，到创新药研发，再到新药的临床试验工作……可以说，她在创新药从研发到获批上市复杂的流程中的一系列重要环节上，不断拓展和积累。

　　“即使在强生这样的大企业，做创新药研发的上游部门和做新药临床试验的下游部门，人员之间都鲜有跨越流动，很多人的职业生涯不是在这边，就是在那边。”

　　正是一以贯之的强烈求知欲，让黄静峰得以参与了包括银屑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哮喘和过敏在内的多个免疫相关疾病的创新药研发、临床试验和转化医学工作。2006年，她荣获强生“全球标准领导奖”。

　　在强生工作近十年后，黄静峰又一次“打舵”，转到美国辉瑞公司担任眼科转化医学总监，专注眼科疾病转化医学、眼科创新药临床试验，并负责指导和审核多个新药临床前动物模型评价和新适应症的研究；同时作为管理决策成员之一，参与眼科业务发展合作和对外收购项目的评估工作。

　　其中，她所负责的辉瑞新药tofacitinib（Xeljanz）在干眼的临床研究，开拓了眼表疾病转化医学新领域，尤其是微量泪液生物标记物的检测在眼科新药临床试验的应用走在国际前沿，把精准医学引入到眼科创新药的临床开发，受到当时国际眼科学术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

　　作为美国辉瑞公司眼科新药转化医学领头人，黄静峰与国际眼科医学界、医药界专家建立了紧密和良好的关系。但在辉瑞工作四年后，黄静峰还是再次转向，以咨询顾问的角色活跃在眼科新药研发领域。

　　在此过程中，黄静峰还受聘担任美国国家眼科研究所(NEI)资助的一项大型干眼临床试验（DREAM）的数据和安全监督委员会专家委员顾问，参与了NEI斥巨资支持的这个大型干眼项目的临床试验，从中看到了美国FDA批准上市的一些产品存在的短板，也看到了自己在免疫学和眼科新药开发临床试验上的明显优势和潜在价值，进一步坚定了她要开展干眼症和其他眼病的泪液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和体外检测产品的开发、以及创新治疗药物的研发。

　　2015年，去国27年后，在原中山大学眼科中心副主任、现任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的刘祖国教授的鼓励下，黄静峰带着近二十年国际一流大药企的新药研发、临床试验上下游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回到家乡广州进行创新创业。

　　具备丰富产业界经验的黄静峰，意识到创新的源头，应来自临床的迫切需求。在广州再出发的黄静峰，决定从眼科疾病的分子机理与精准诊疗入手，借助微量的泪液，开发“验眼泪”的诊断产品，帮助医生对眼病精确诊断、指导用药，解决传统的光学设备常常无法鉴别诊断病因的痛点。

　　只取微量的泪液就想成为眼科医生的“眼睛”，这是一个颠覆传统的创新，也意味着将给科学研究、检测技术上带来极大挑战。而且，“泪液是一种成分复杂的体液，含有大量生物信息，如蛋白质、脂质、核酸、小分子代谢物、以及电解质等，如何进行信息分析，找出疾病的生物标志物与干眼疾病之间的关联性，然后验证其在发病中的作用以及在诊断上是否有意义，这是最难的地方。”

　　黄静峰说，这项研究工作不管在国内还是在美国、日本等都是一个难题，但要开发针对干眼病的创新性泪液体外精准检测产品，首先必须在干眼病的关键机理和相应的新的生物标记物的发现和验证上取得突破。不过，这不正是黄静峰过去20多年打造的“工具包”里的擅长的吗？

　　在创业的第三年，她再一次让业内见识到她过硬的专业实力和强大的创新能量。2017年，她率领盛泽康华团队首开先河，把通过泪液组学研究发现的新的干眼Biomarker（生物标志物），成功开发出全球首创的泪液LTA检测试剂，用于干眼精准诊疗、指导治疗。这款在操作使用上和新冠抗原检测试剂一样便捷的泪液体外检测POCT产品，只需在眼角采集一丁点泪液，滴入试剂卡进行检测，10～15分钟即可得到泪液样本中LTA的精确含量。检测结果可帮助医生与患者判断是否干眼，哪种亚型的干眼，该如何治疗效果更好一些。

　　2020年底，这款创新医疗器械产品正式获批上市，并入选2020年“中国眼科学十大进展”。在接下来短短两年时间里，再接再厉，另一个国内首创的检测过敏性结膜炎的泪液检测试剂也获得了产品注册证，现在同时多个眼科体外诊断产品在注册申报和临床试验阶段，逐步形成针对不同眼科疾病的体外诊断产品系列，让眼科疾病的鉴别诊断进入分子水平、客观智能化与数字化。

　　自2020年，作为创业者的黄静峰，再次锚定新方向，在获得风险投资后，率领盛元医药团队启动眼科创新药的研发。在3年时间内，针对干眼治疗尚未满足的巨大临床需求，快速推进首个国际国内全新作用机制的干眼新药的研发、获得中国和美国的临床批文，并完成在美国的临床试验II期。目前盛元医药正在融资和策划今年底将要开展的干眼新药Ⅲ期临床试验。盛元医药项目曾获“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三等奖。

　　2023年，盛元医药获得千万级的A+轮融资后不久，市场上就传出美国博士伦公司以17.5亿美元收购诺华的干眼药Xiidra的消息，这更是让资本和行业对黄静峰的干眼新药充满期待。

　　“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真希望我晚几年（回来）创业。”黄静峰说，她很开心地看到，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再到不同的部门，都非常鼓励创新。现在无论是支持力度，还是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比起2015年她回来那时都要大，都要完善。

　　黄静峰认为，在现行政策下，做创新医疗器械的企业面临的挑战不亚于创新药，某种意义上还大。目前最让她头痛的是，其源头创新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泪液体外快速检测产品， 药监局已认定为创新医疗器械，早在2020年底也拿到了注册证。但因为之前国内完全空白，没有医疗收费编码，无法在公立医院临床使用。现在3年过去了，因市场准入的审批流程问题，至今仍没有获得“新增医疗收费编码”。即使在广东省拿到了新增医疗收费编码，还在其他各个省需走类似的新增流程，作为眼科POCT 产品的应用目前是在医院，所以还得一家一家公立医院去逐一商谈，走入院流程。这又是另外一个漫长的流程。

　　黄静峰认为，正是因为前几年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视和鼓励，目前已有创新成果（产品）陆续问世。但如果只注重对上游创新的支持而忽视下游市场准入和医院入院的环节，是无法形成闭环的创新生态。就像她们在国内研发出的产品，拿到注册证却没有办法上市商业化一样，其实这是对前期地方政府的支持、对资本的投入、对临床试验中心的支持、对创业者以及团队的付出的一种极大的浪费。

　　“医疗产品用在患者身上，才是实现它价值的目的。技术创新如果没有在社会上实现它的价值，那只是成本，不是价值。”黄静峰痛心地看到， 有临床价值的创新项目，克服了重重困难后，因为市场准入或物价问题，无法在国内商业化，企业不得不采取“出海”求生存的“曲线救企”，从辩证的角度看，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并不见得全是好事，她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黄静峰说，在广州要贷到款，很难。因为多数银行贷款前提是要固定资产做抵押。“你说我们做创新，哪来固定资产？”

　　据她所了解，苏州为了扶持产业的发展，探索有别于传统信贷模式的“生物医药贷”，在评级和授信两方面开展创新探索。比如评上领军人才的企业，可结合股权和债权等评估维度，提供融资服务。这不仅可降低创新企业成本，而且还可放大资金杠杆。“苏州能做，我们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是不是也应该学习学习呢？”

　　“从小到大没觉得自己跟男孩子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聊起高知分子的男女性别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别人家孩子”的黄静峰，或许受到的宠爱会更多一些。让她感触更深的，反倒是她40岁那年接受性格测试后，才真正认识自己、接受自己。

　　从小，黄静峰就被家里锻炼得非常独立。在广雅中学五年住校时间里，老师视学生亲如自家孩子。对黄静峰影响比较大的，是化学老师李郁文先生。他平时引导学生，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对于高考尽力为之即可，不必勉强自己选择不喜欢的专业和方向，几十年过去了，黄静峰对此仍记忆犹新……聊起这些，黄静峰很是动情。她说，这样的成长环境，极大地影响了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自信心的培养。

　　除了当年听从父母的话没有报考外省大学外，黄静峰说她在人生的重要决策上，基本是自己作主。当她身为人母后，也是持鼓励的态度，给予孩子们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在她看来，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孩子们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必须放在首位。而来自父母、家庭的素质的培养，最好摆在技能的学习的前面。

　　刚进入强生，黄静峰已怀孕七个月，身边还有一个两岁不到的孩子。但不到两年时间，黄静峰就在国际顶级科学和医学期刊《科学》（Science）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研究内容是关于T细胞的激活与调控的分子机理，当时T细胞与APC细胞在分子水平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前沿的。

　　除了家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外，黄静峰认为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导师还是团队，没有一个人觉得要兼顾家庭是一个问题。“如果觉得是正常的，那就好办了。比如每天下午6点前要去接孩子，那就当作工作中的一部分，安排好它就可以了。”黄静峰以此为例还想说明的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当选择往好的一面看，事情更容易处理好。

　　黄静峰还认为，如果没有身心健康做基础的话，要兼顾事业和家庭确实很难。“当你发自内心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兴趣的话，虽然有压力，但一定会有动力去做好它。”

　　聊起和家人相处之道，黄静峰说：“想象一下，俩夫妻，一个特别守时，一个老是迟到。守时的肯定会老批评迟到的。迟到的则会说，就迟到几分钟，不是一样很愉快吗？”说到这里，黄静峰调皮地大笑，因为她就是迟到的那一个。

　　她说，常迟到这事，其实是与性格很相关的。不同的天性，会表现出不一样的性格。明白这一点，在和家人和他人相处时，会变得更加包容。黄静峰说，她是40岁后才了解自己。她建议说，大家不妨早点给自己和孩子做一做性格测试的分析。

　　在美国，正常退休年龄为67岁。而在国内，黄静峰经常会被问到，该退休时为何还选择回国创业？这个问题曾一度让黄静峰感到难过。此前，其公司曾引进一位曾任某跨国药企上海总经理的香港人。她在参加广州资深人才的扶持申请项目答辩会上，也曾遭遇过评委们的质疑，问她“应该在家带孙子的年龄，为何还来企业工作？”会后，这位香港人写邮件给黄静峰说：“既然这个社会不认可我，那我就退出吧。”

　　黄静峰遗憾地说，在生物医药行业，如果没有足够年份的积累和沉淀，很难说你已经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她希望政府或社会层面能对此有所认识。

　　“现在到了有经验又有精力的年龄，为何不去做自己感兴趣且又擅长的事情呢？可能别人看我（创业）很辛苦，但我乐在其中，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黄静峰指着办公室外面满眼的青翠，开心地告诉南都记者：“你看生物岛这里环境多好啊！周末回来工作，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享受。”